阮元在为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所作序文中，开篇就是：“学术盛衰，当于百年前后论升降焉。”[1]以百年为时间段对古籍版本学进行回顾、总结和展望，堪称真知灼见。古籍版本学是中国传统学术的一部分，有着极悠久的历史。它的发展不可能像现代科学技术一样一日千里，而是有其自身的规律性的，表现出较强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因此，本文拟以近百年以来中国古籍版本学为对象，冀望通过对20世纪中国古籍版本学的考察，能从其百年流变的轨迹中探寻出未来版本学发展的方向。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20世纪的古籍版本学并不是横空出世的，而是在先秦两汉以来版本学不断积累、发展的基础上达到的一个新高度。要对近百年来中国古籍版本学进行总结，须先将它置身于版本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来作一个总体定位，因为非如此不能厘清其源流，也便不能明察其得失，更不能妄评其进展。1中国古籍版本学流略中国古籍版本学源远流长，早在先秦时期就有了版本学的萌芽，如出现了同书异本的比勘活动，出现了“良书”（《墨子·非命上》）的概念。至西汉时，河间献王刘德提出了“善书”（《汉书·河间献王传》）的概念，第一次从内容、字体、年代和著者提出了自己的选书标准。成帝时刘向等人受命整理国家藏书，撰成《别录》和《七略》，标志着版本学的初步形成。但这一时期学科的分化和独立尚不明显，版本学与校勘、目录诸学一起共融于古籍整理这个母体之中，同属于广义校雠学的范畴。魏晋南北朝以后，由于纸张的普及，特别是佛经的流入，同书异本现象更趋普遍，版本学也因此获得较大发展。这一时期的代表性人物是南梁释僧佑和北齐颜之推。由于佛经跨地域、跨文种的翻译传播，催生了“正本”、“异本”、“定本”、“前本”、“旧本”等一系列版本术语（见梁释僧佑《出三藏记集》）。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也提到了“误本”、“俗本”、“古本”、“江南本”、“江南旧本”、“河北本”等名词，说明这一时期人们的版本概念更为明确了。尤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还萌芽了考订版本源流的思想，如僧佑针对当时佛经“或辞句出入，先后不同；或有无离合，多少各异；或方言训古，字乖趣同；或其文胡越，其趣亦乖；或文义混杂，在疑似之间”的状况，提出了“万流同归，百虑一致”[2]的思想，并逐渐摸索出一套整理和考订版本的方法。颜之推还首创了用金石文字来校订版本。由隋唐五代而入两宋，由于文献制作技术的进步，特别是唐代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及至宋代的普及，同书异本的数量空前增加，为版本学最终确立提供了丰厚的物质基础；而历代善本观的不断发展，及至宋代的成熟，则为版本学的确立提供了理论因子；历代官定正本、私家校雠、注释群书、史志目录等学术传统实际上也都包含了“广勘异本、择善而从”的内容，这些文献整理活动的历史积累对推动版本学的确立提供了强有力的实践支持。宋代版本学对中国古籍版本学的贡献有四：一是在前代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套基本规范的版本学术语，并首次出现了“版本”、“善本”等版本学核心概念；二是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善本观，表现在宋人既继承了汉魏以来尊崇古本、写本、官本、精校本、足本的传统，还能在特定的文献环境下进行一定的变通，如陆游提出“善本不必是古本旧本”[3]，朱熹提出善本当以“文势义理”为准而“无论官私”[4]，彭叔夏提出善本当为“不可以意轻改”[5]者（相对精校本而言），吴若则提出善本“虽未必皆得其真，然求不为异者”[6]等观点，这些都是宋人善本观成熟的标志；三是确立了版本学研究的两大核心内容，即鉴定古籍版本和考订版本源流，并在版本鉴定方法上多有开创之功；四是出现了一批重要的版本目录，如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和尤袤的《遂初堂书目》，尤值得一提的是，南宋出现了我国首部研究单书版本系统的目录专著——曹士冕的《法帖谱系》，该书第一次用绘图的形式形象地揭示了版本之间的源流关系。元代历史较短，知识分子地位低下，学术研究衰落，版本学无可称道。入明后，版本学才稍有发展。这一时期版本学的代表人物是胡应麟。他在《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里对图书制作的演变源流、雕版印刷的起源以及自己的善本观进行了阐述，提出了衡量版本价值的七个标准，具有一定影响。值得称述的是，明代版本学开始了对宋元本，特别是宋本的专题研究。如此由宋代对个别、具体的版本进行研究，发展到对整个朝代版本的特征进行规律性的总结，应视为版本学的一大进步。但明代版本学的不足也很明显，其版本目录与宋代相比不仅没有得到相应发展，还出现了某种程度的退步。这表现为在明代为数不多的藏书目录中，大多只记书名，连提要也不多见，更不记版本，故学术价值不高，如高儒《百川书志》、周弘祖《古今书刻》、赵用贤《赵定宇书目》、范钦《天一阁书目》、刘若愚《内版经书纪略》等即是。清代是我国古籍版本学的繁荣时期。由于考据学的极盛，文字训诂、音韵、校勘、辨伪、辑佚诸学蜂起，各种研究方法相互交融，考据学的方法也渗入了版本学研究中，使版本学研究方法更趋完善和周密，从而推动了版本学的发展，出现了一批版本学大家，如钱曾、*丕烈、钱大昕、顾广圻、孙星衍、吴骞、钱泰吉、张金吾等。这一时期，版本目录大量涌现，对版本的著录更趋全面和完善。除一般的版本目录，如毛扆《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季振宜《季沧苇藏书目》等外，还出现了一大批善本目录，如钱曾《读书敏求记》、曹溶《静惕堂书目》、朱彝尊《潜采堂宋金元人集目录》、徐乾学《传是楼宋元本书目》、*丕烈《百宋一廛书录》、于敏中等《天禄琳琅书目》、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莫友芝《宋元旧本书经眼录》等。其中钱曾的《读书敏求记》是我国第一部提要式的古籍善本书目，它为版本研究成果的表述找到了一种比较恰当的方式，也为清代提要式善本书目的发达（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为代表）起到了开山引路的作用。清代还出现了专门研究行款的特殊的版本目录，如江标的《宋元行格表》；清人孙庆增、缪荃孙还摸索出了一套程序化的编制版本目录的方法。可以说，清代学者将传统目录在版本学方面的功能发挥到了极至。另外，清人在版本学题跋方面，也颇有成绩。清人题跋汇为专集的有王士禛《渔洋书籍跋尾》、彭元瑞《知圣道斋读书跋尾》、陈鳣《经籍跋文》、*丕烈《士礼居藏书题跋记》、顾广圻《思适斋题跋》、瞿中溶《古泉山馆题跋》、吴寿旸《拜经楼藏书题跋记》、钱泰吉《曝书杂记》、陆心源《仪顾堂题跋》等，其中很多版本鉴定的经验总结，均可视为版本考证的专题汇编。由上可知，中国古籍版本学的发展经历了由先秦的萌芽到西汉的初步形成、由六朝隋唐的发展分化渐至宋代的确立、再经元明时期的停滞消退辗转达至清代的繁荣这样一个曲折的过程。在这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中国古籍版本学长期以目录的形式存在，故历史上有版本目录学之称谓。此外，人们鉴定版本或考订版本源流的经验、方法大多散见于历代文集中的序、跋、叙录及笔记、校勘记中，没有版本学论著的出现，其研究成果的表述都是经验性的。这些都与版本学实践性很强的学科特点有关。

2近百年来中国古籍版本学的发展历程20世纪中国古籍版本学的发展，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界，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各有其特点，前者是清代版本学的余绪，后者则表现出了一些现代学科的特点。2.世纪前半期的中国古籍版本学20世纪前半期，中国社会剧烈动荡，因外寇入侵，国内战争及各种*治动乱，历史文献遗存遭到严重破坏，版本学研究也因此受到一定影响。但同时由于近代西方机械印刷技术的引进，文献印制效率大为提高，各类版本数量大为增加，又为版本学的发展创造了一定条件。另外，由于清代版本学的巨大惯性，这一时期虽然*局风雨飘摇，但还是涌现出缪荃孙、叶德辉、王国维、罗振玉、陶湘、钱基博、傅增湘、郑振铎、张元济、孙毓修、向达、赵万里，王重民等一批著名版本学家。他们卓有成效的学术研究活动，有力地推动了版本学的进一步发展。首先，这一时期出现了我国版本学的几部总论性的著作，即叶德辉的《书林清话》、张元济的《中国版本学》及钱基博的《版本通义》。《书林清话》成于清末，刻于年，它采用笔记体裁，全面系统地提供了有关古代图书版本的各种知识，包括书籍、版本的各种名称，版刻的源流和历史，各地的刻书风气，历代著名的官私坊刻及优劣，历代刻书的规格、字体、纸张、用墨、工价、书手、刻工、牌记、讹舛，图书的装订，古代的雕版印刷、活字印刷、彩色套印的创始和传播，历代刻书、抄书、藏书、借书的掌故，还有图书作伪方面的资料。该书虽带有较强的经验性色彩，但仍堪称总结性的版本学专著。除此之外，叶德辉还著有《四库全书版本考》、《郋园读书志》、《藏书十约》等，也多版本知识。张元济的《中国版本学》（上海商务印书馆年影印）是我国第一部以“版本学”为名的版本论著，把版本学从史学中独立了出来。钱基博的《版本通义》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全书分四部分：“原始第一”记上古至五代版本；“历史第二”记宋元明清版本沿革；“读本第三”记四部要籍善本；“余记第四”杂记治版本之心得。该书可贵之处在于，它较早地提出了“版本之学”的说法，并且第一次试图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对版本学进行专门系统的阐述。年中国科学社还编纂排印了《中国版本略说》，也可视为版本学论著。以上几部总论性专著的出现，标志着版本学已经寻找到了摆脱目录学附庸地位的道路。除总论性的著作外，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专论性的版本学著作，如孙毓修的《中国雕版源流考》（上海商务印书馆年版），向达的《唐代刊书考》（年《中央大学图书馆第一年刊》）和《中国印刷术的起源》（年《中学生》第五号），蒋元卿的《中国雕版印刷术发轫考》（年《安徽大学季刊》第一卷第2期），均可视为刻本源流方面的专论。这一时期编制的版本目录主要有缪荃孙编《艺风藏书记》、《艺风藏书续记》、《艺风藏书再续记》、《江南图书馆善本书目》、《清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王国维《五代两宋监本考》及《两浙古刊本考》，陶湘《明吴兴闵版书目》，王文进《文禄堂访书记》，孙殿起《贩书偶记》及《续编》，故宫博物院编《故宫所藏殿本书目》，张允亮《故宫善本书目》，傅增湘《双鉴楼善本书目》、《藏园群书题记》及《藏园群书经眼录》，赵万里《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赵录绰《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乙编》，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等；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出现了善本书影，如杨守敬《留真谱》，瞿启甲《铁琴铜剑楼宋金元本书影》，张允亮《故宫善本书影初编》，柳诒征《钵山书影》，刘承斡《嘉业堂善本书影》，故宫博物院文献馆《重整内阁大库残本书影》，王文进编《文禄堂书影》，陶湘编《涉园所见宋版书影》，顾廷龙和潘景郑合编《明代版本图录初编》等。其中《明代版本图录初编》开始把目光由宋元本转向明代版本，一改乾嘉以来的“佞宋”风气，这对于扩大版本学的研究领域产生了积极影响；这一时期的题跋汇编有缪荃孙辑《士礼居藏书题跋续录》、《荛圃藏书题识》、《荛圃刻书题识》、《红雨楼题跋》，王大隆辑《荛圃藏书题识续录》、《荛圃藏书题识再续录》、《思适斋书跋》，张元济《涉园序跋集录》，罗继祖编《大云书库藏书题识》等。20世纪前半期是中国古籍版本学发展的重要转型时期，一方面在继承传统的版本目录、叙录、题跋等方面不遗余力，另一方面在研究成果的表现形式上又多有创新，出现了善本书影、版本图录，出现了研究刻本源流的专著，出现了总结性的版本学专著，标志着这一时期的版本学开始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2.世纪后半期至今的中国古籍版本学这一时期中国古籍版本学的发展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2.2.1第一阶段(～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百业待兴，古籍版本学也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的版本学专著有陈国庆的《古籍版本浅说》（辽宁人民出版社年版）、张秀民的《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人民出版社年版）、中国书店编的《古籍版本知识》（中国书店年版）、毛春翔的《古书版本常谈》（中华书局年）、张秀民的《活字印刷史话》（中华书局年版）等。《古籍版本浅谈》对两百多个版本学术语作了简明扼要的解释，对普及版本学常识和推动版本学术语规范化起了一定作用；《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提出了印刷术起源于唐代的“贞观说”，并论述了中国印刷术对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影响；《古籍版本知识》出自古籍鉴定大师雷梦水、张宗序手笔，列举资料极为丰富，如清代武英殿刻书、官书局刻书、民国精刻本等都是各书所论不及的。关于版本鉴定方面，该书也极富特色，真假俱呈，详辨优劣，特别是从价格上来判断版本取舍，实践性极强。《古书版本常谈》是作者长期从事古籍整理的经验总结，重点论述了古籍版本源流和古籍版本的鉴定问题，配有插图，通俗易懂，可惜明代部分稍显凌乱，清代部分又过于简单；《活字印刷史话》论述了我国泥活字、木活字及金属活字的起源、发展、变化源流。建国初期，为了摸清家底，各大图书馆还编印了大量版本目录，有《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书目》、《上海图书馆善本书目》、《复旦大学图书馆善本书目》、《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书目》、《武汉大学图书馆藏善本书目》、《广东中山图书馆藏善本书目》、《天津市人民图书馆善本书目》、《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中国地方志综录》、《中国丛书综录》等。《中国地方志综录》是一部方志版本目录，由我国著名方志学家朱士嘉先生编撰，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年出版增订本。上海图书馆编《中国丛书综录》（中华书局至年版）是我国一部大型丛书版本目录，共著录丛书部。这个阶段编印的古籍名家题跋有顾廷龙辑、叶景葵撰《卷庵书跋》，潘景郑校订、毛晋撰《汲古阁书跋》等。这个阶段还汇编了一部规模空前的善本书影，这就是年由北京图书馆赵万里主编的《中国版刻图录》，该书收录古籍善本种，图版幅，选辑中国雕版印刷术发明以后历代雕版印刷的书籍中有代表性的作品的样页，按刻版时代和刻版地区编排，内容分刻版、活字版、版画三个大类，卷首有序文一篇，展示了各个时代刻版印刷技术的发展历史。值得一提的是，该书所选书籍已不限于宋元善本，已经注意到了传世最多的明清刻本。此外，这一时期在各类学术报刊上还发表了一批相关论文，据笔者不完全统计有篇，其中关于版本学基础理论的有4篇，主要是介绍版本、善本的概念，以知识普及为主；关于版本形制与类别的有10篇；关于版本学史的有3篇；关于写本源流的有4篇；关于雕版印刷起源的有7篇；关于历代刻书源流的有8篇；有关活字本、插图本、拓本等源流的有18篇；考订单书版本源流的有40篇；研究版本鉴定方法的有5篇；版本辨伪的有2篇。这说明对传统古籍版本形制的演变源流、版本源流的考订仍是这一时期人们研究的热点，对雕版印刷起源问题也引起了人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