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梓的《儒林外史》虽然是一部名著，但是，这个荣誉仅是文学史意义上的，不是思想史意义上的。当然，这怨不得思想史家。传统的思想史叙事“录取”标准不是妙笔生花，而是原创思想。《儒林外史》，如以其标题所暗示，不过是上不得思想史大雅之堂的文人学界的逸闻趣事。如论全书展示的儒学人物，既无关理学名臣，也没有涉及汉学大师，都是没有任何传统思想史意义的下层士人，自然难入思想学术史家的法眼。一部事关儒林之史，竟然和当日的儒学主流如此疏远，这未免让后世推尊吴敬梓的主流学者有点尴尬。

大概从二十世纪初年胡适之开始，学者就试图通过强调它和清代思想学术史上的重镇——颜李学派的关系，来提升吴著的思想史意义。不过，他们所找到的证据仅限于两者在对待礼乐兵农上的相似态度。而礼乐兵农，严格地看，仅是颜李学派思想体系的一个枝杈，也只是《儒林外史》对十八世纪儒家文化批判的诸多丰富内容的一部分。因此，仅从颜李思想和《儒林外史》某些片段相似性来展示后者思想史上的意义，与其说是提升吴著的重要性，不如说是削足适履，对吴著丰富性和复杂性的无视和扭曲。

既然如此，我们当如何理解吴著和十八世纪中国儒家文化相互关系？对这个问题，商伟教授的《礼与十八世纪的文化转折：〈儒林外史〉研究》给出新的有说服力的诠释，在他看来，吴敬梓的《儒林外史》，看似讲的是“外”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