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天时习之

以《论语》实践中国学校教育

罗浮山国学院附属学校三大课程体系是曾仕强教授的亲授，同时也充分聚合了至圣先师的课程延展。“国学关联”课程构成学校的特色。

孔子希望培养德才兼备、文武全能的人，所以他承认传统“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的作用，这种术的训练孔子是严于律己的，但更重要的是，他继承经典学术并予以修改，适当调整后形成了他《诗》《书》《礼》《乐》《易》《春秋》为主体的“学科教材”，以此开启了几千年来中国课程的漫长沿革。

孔子所辑的篇，是“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第十七》）的。其价值仍然在实践中求得教化，即，所谓“诗”，一是可以引发联想，激发人的情感与意志；二是可以观察风俗，考察社会生活情境；三是可以处理人际关系，在切磋诗意中增进友谊；四是可以讥讽时弊，批判不合理的*治现象。对于诗，孔子似乎主张用，而不是背，他说：“诵《诗》三百，授之以*，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第十三》）怎样学《诗》？怎样教《诗》？孔子没说，有了价值判断，《诗》的切磋琢磨自然是属于学生的事情。

李零先生说，孔子是“复古主义者”，孔子以“述天不作，信天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论语·述而第七》）来阐述自己愿意继承自然、古书、古人的意志；当然，我们愿意厘清一个“述”的对象为“天”，好的对象为“古”，他是借助“述”来“作”，借助“好”来“作”。而他的教材《尚书》无疑就是其教学中最重要的历史文献科目，其中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是他希望他的学生学习先王之道，继承和恢复周的文武之道的素材，其用心也苦。

孔子说：“夫礼，先王以承天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礼记·礼运》）所以礼是定国之根本，礼的重要作用可见一斑，在《论语》中，孔子特别强调“立于礼”（《论语·泰伯第八》）以及“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第十六》）。在这里，孔子将礼的作用从立国进一步具体到人之立，不学礼则人也无法立于世。学礼是要有外在规范理解和内在精神领会的。

孔子对“乐”已经到了迷恋的程度，而其对弟子的要求，尤其重视“乐”的作用，在乐教方面做得可谓尽职尽责。虽然孔子所编辑的《乐》教教材已大多散佚，但从他对乐的描述，以及他屡屡提及的诗、歌、舞、曲等等各种各样的美育教育，可见其对乐的一往情深。所以他总结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第八》）。据说，孔子上课，总有乐器在旁，他将乐教作为高层次和最高追求。看来，孔子的《乐》并不仅仅是弹奏歌舞，而是一种融会教育所有内涵的美的追求。

这是一部历史教材，也寄寓了孔子的社会与*治主张，这本教材编辑了鲁国公元前年以后二百多年来*治、经济、天文、地理、灾害等方面的史料，但也以史鉴今，其中包含着孔子的*治情怀。怎样学《春秋》？怎样教《春秋》？孔子在《论语》中未提及。“《春秋》出，而乱臣贼子惧”，这是倾向于更深层次的社会变革与社会风尚之学，价值远非书本知识本身。

当然，六经不仅仅是六部经典，更是六种学问。

这些被后世奉为“经”的学问，在今天已为世人所认可并接纳，然而，孔子迷信这些书本经典吗？《孔子家语》中，对于上述经典有着经典的解读，值得深刻把握，如前文所述：

那里的人民的为人，

如果辞气温柔，性情敦厚，那是《诗》教化的结果；

如果通达*事，远知古事，那是《书》教化的结果；

如果心胸宽广，和易善良，那是《乐》教化的结果；

如果安详沉静，推测精微，那是《易》教化的结果；

如果谦恭节俭，庄重诚敬，那是《礼》教化的结果；

如果善于连属文辞，排比史事，那是《春秋》教化的结果。

看来，一种学问能够生成一种到几种道德人格，但是“六经”教化的结果不是无所不能的，因为孔子认为：

“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

但是，《诗》教的不足在于愚暗不明，《书》教的不足在于夸张不实，《乐》教的不足在于奢侈铺张，《易》教的不足在于过于精微细密，《礼》教的不足在于烦苛琐细，《春秋》教的不足在于乱加褒贬。看来，孔子对自己的课程内容及功能是深明于心的，这种清醒的理智、清晰的判断对今天的课程建设有着很强的启发意义，既要“分科”，又要“合以致用”，怎么破解这个问题呢？这就是：

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矣；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于《书》者矣；广博易良而不奢，则深于《乐》者矣；洁净精微而不贼，则深于《易》者矣；恭俭庄敬而不烦，则深于《礼》者矣；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者矣。”

这就是办法，“信书又不唯书”，要做到人格修行的超越，即：

如果为人能做到温柔敦厚又不愚暗不明，那就是深于《诗》教的人了；

如果能做到通达知远又不言过其实，那就是深于《书》教的人了；

如果能做到宽广博大平易善良又不奢侈铺张，那就是深于《乐》教的人了；

如果能做到洁净精微又不过于精微细密，那就是深于《易》教的人了；

如果能做到恭俭庄敬又不烦琐苛细，那就是深于《礼》教的人了；

如果能做到善于属辞比事又不乱加褒奖，那就是深于《春秋》的人了。

看来，孔子认为的这些课程具有无限深远的意义，合理应用并实践即可获得“完整人格”的收获。但是，“尽信书”“唯书至上”也是不行的，读书的最终目的还是在“做人”，这样，经典之书就构成了一种新的身份：学问，每一本书就是一种学问，每一种学问也都有自己的局限性，所以，课程学问也是在不断传承完善中进行的，更是在“成就什么样的人”的过程中来彰显课程价值的。

而国学在学校课程体系中，既包含经典，受教于《诗》《书》《礼》《乐》《易》《春秋》的启发，也得益于礼、乐、射、御、书、数的实践取向，构成了具有现代特征的“继旧开新”的国学教育课程。这就是孔子学问体系对现代学校课程的启发与引领作用。

从对国学的系统理解来看，学校的一切课程都需要用国学的方式来学习和研究，为突出学校对于国学根基的落实，选择将国学培养目标更深刻地融汇到国学经典中去，于是构建五大国学课程体系，交叉实施、螺旋上升，针对不同文化起点的学生进行层次不同的国学根基塑造。从课程属性上来说，国学根基课程是从属于国家标准课程的，只是要完成国学根基的落地。

1.开设“《论语》日习”课程。《论语》是“修己安人”的学问，学习延伸到每一天，即“每日习一章句”，通过故事来“习”《论语》，让智慧还原、经典落地。具体课程实施为：借助师生之间发生的教育故事，从《论语》中寻找可供教育实践的话语来进行分析解读，延伸到《论语》的章句中进行基本落实，师生共同以《论语》日习的方式经历每一天的教育生活。周一到周五5章，周末自习1章，由班主任老师带领完成，学科教师适时参与，20篇章的《论语》，师生大致需要2年时间便可以例释、研习、成诵、践行完成。学校同时启动曾仕强、曾仕良教授《论语给少年的启示》“每日呈现”课程，以“每日一章《论语》”，附以曾师的“今译”和“启示”，让日习曾师《论语》成为常态。《论语》日习课程在学校“孔子广场”与专用教室进行。

2.开设“《易经》易学”课程。《易经》是生生不息的中国学问源头，学生理解诵读太极、阴阳、四象、八卦之后，构建起心中的“中华易经”模型结构，理解易经的整体学问体系后便可以切入64卦的学习，每周1卦，师生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共同诵背，然后通过学校的选修课时间，利用每周半天的时间进行《易经》的选修课学习。将易经学问与各学科的教学相关联，学生跟随“语文·国学、数学·术理、英语·游艺、科学·万物、道德·法治、艺术·精神、体育·健行”课程的《易经》选修时间，将《易经》诵背、内化于心，实践于行。《易经》易学课程在“易经广场”与专用教室进行。

3.开设“《道德经》德行”课程。《道德经》是“上德不德”的学问，学生每日行走在学校的《道德经》广场，在这里开展一系列与天地人相关联的活动，《道德经》广场承载学生日常活动与各种学习活动。这一门课程是最具有动态性的，学生在学校校园里面可以边走边背诵经典，健体、识字、育德融为一体。厚德载物的精神理念在这里融化为一草一木的栽植培育，天长地久的人生夙愿在学生每一日从大地上的跑跳中度过，上善若水的道德情操在学生经典背诵中涵泳于心，最终转化为须臾不离的人生道德。《道德经》德行课程在“道德经广场”与专用教室进行。

4.开设“《做人》养成”课程。《做人》是“日常行为礼仪”的学问，这是对“《论语》日习”课程、“《易经》易学”课程、“《道德经》德行”课程的整合后的行为习惯落地，这一课程从学生的基础行为习惯入手，融合学生的日常行为规范，先构建起“仪礼先行”的教育框架，再构建起“释礼归仁”的课程体系，从学校的各种“仪礼活动”入手，形成“仪礼系列”课程，构成与学生的日常行为相关联“先学做人”国学“微系统”。让学做人像呼吸一样自然融入学生的日常生活，起心动念、一言一行就是完整的人格的生长，学校教育的显性化特征在这一课程体系中将会充分体现出来。

5.开设“人人国学”课程。《人人国学》是教学相长的学问，这里的“人人”指的是教师“人人”都要结合自己“先学”经典的理解和发展，构建起具有个体专业特色的国学课程，一方面是满足学生多样化选择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教师自我成长的一个依据，教师开发，学生选修。目前开发的课程包括：京剧、中华武术、汉字演变、民族舞蹈、杨氏太极拳、书法篆刻、演讲、钢琴、手工画等几十门；作为中华文化标志性的武术、书法、中医、古琴、龙舟等，学校通过社会联合等方式开设。

下期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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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讲

“学”什么？（三）

罗浮山国学院附属学校校长讲学第五讲

罗浮山国学院附属学校校长讲学第四讲

罗浮山国学院附属学校校长讲学第三讲

罗浮山国学院附属学校校长讲学第二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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